年后市长吴铁城辞去了兼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一职，由杨虎接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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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照一办下来，黄麒麟就奉命和王克全两人坐客轮去香港，枪支是不能带的，到了那边香港站会给配发的。
黄麒麟和王克全两人在区部领了经费，从怡和码头坐英商的客轮，经两天两夜加半个白天的时间，到了香港。
到香港后两人按地址找到了位于钵甸乍街的特务处香港站。
比起特务处全国各地的区站来，香港站实在就有些“狭促”。
钵甸乍街本身就是一条青石板铺就，斜坡漫道不宽的街，栋栋两三层的楼房底层都是做店铺用，街上人来人往。按门牌号寻找。又问了人，拐进一条更窄一些的巷内，才找到了香港站。
香港站是一栋二层带青瓦顶阁楼的小楼。不象上海区，除了区部下面还分若干小组。香港站全部的办公、行动、情报都在这一个小楼，里面也住着一半的人员，另一半在附近合租房子住。
王站长早已接到戴笠的电报，知道要派二十名精英来香港帮助他们完成除掉王亚樵的任务，当然是求之不得。
黄麒麟和王克全是最先来到的，王站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热情归热情，也替他们安排好了住宿。但鉴于实际情况，只能抱歉地告诉两人。站里是实在安排不下住处了，已替他们在附近的荷里活街道租了民房，五间房，每间住四人。吃饭需到外面买着吃。因为香港站的这小厨房实在太小，要是再加二十人饭的话，这每天什么都不干，光这三顿饭就要花好多时间。
黄麒麟和王克全笑着说，理解，理解。
两三天后，别的路相对远一些的成员陆续到来。
这些人到齐后，和王站长、副站长开了一个会。王站长将他们掌握的资料向这些成员做了介绍，其实他们也没掌握多少情报，只不过是将王亚樵在港的一些骨干情报说了说，主要还是说目前的情况。
目前的情况就是王亚樵的后台很硬，香港的警方罩着他，你们没有持枪证是暂时是不能带枪的。香港的警方和我们站里的人员都认识，原先出门不带持枪证都可以，现在这些家伙见了我们就象不认识似的，看见了还故意要叫住搜身，要是没带持枪证还要带走。
这算什么情报，没有什么价值，都是些困难。
最后商定，先由香港站的特务分头带领这些成员熟悉一下香港的街道，再看能不能碰上王亚樵的手下，如果能碰见，交由派来的队员进行跟踪或抓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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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进入春天。
南国已进入早春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。
两广方面，虽早已有联合反蒋的约定。但两边各怀心思，只打自己的小算盘，所以这事情就一直拖着，美其名曰：静观时局变化，谋定而后动。
在胡汉民先生回来后，即积极着手此事，分别召陈济棠和李宗仁、白崇禧见面，摸清了各方的心思，在心中谋画着在满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，将双方紧密地联合起来，共行起兵反蒋大事。
有了胡汉民先生这个主心骨，事情得以很快的推进。
胡汉民先生虽是领袖、主心骨。人在广州，但对于以后地盘的得益与划分是没有什么企图的，他想得是统揽全局，带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。
所以两广方面对胡汉民先生不仅是尊崇的，也是信任的。
胡汉民先生又发暗语电报与王亚樵，邀他来广州共议大事。
王亚樵收到电报后，虽电报中只写：兄病重，速来穗，但王亚樵知道是有大事商议，心中大喜。
王亚樵化妆带郑抱真、余立奎很快来到了广州。
王亚樵闻胡汉民先生建议肖佩韦、刘镇南四人组建青年铁血锄奸团，四人商议后已慨然允诺。王亚樵十分激动，连连称赞胡汉民先生。
胡汉民先生召陈济棠、李宗仁到广州。与王亚樵一起商议起兵反蒋大事。
胡汉民先生先分析了时局，说，蒋消积抗日、积极内战，致使东四省沦丧，华北屏障兵势尽失，也是民心尽失。不能瞻前顾后，都坐等别人出头。先振臂者为义，后振臂者为附骥。纵观两广兵力，合起来有近四十万军力，蒋虽号称拥兵百万，但所能调动的只有嫡系中央军，其余地方军阀为保实力不会真助他，况共.产党方面已与我们联系，他们表示若我们起兵反蒋，他们均会出兵相助，此时正当其时也。
在胡汉民未从欧洲回来前。共.产党方面也派人来与两广首领接触，只是两广方面心有猜忌，疑是共.产党要借自己的手牵制蒋介石，缓解蒋对陕北的围剿。所以只是客客套套语焉不祥。
有胡汉民先生主持，各方也不再避忌，畅所欲言。
陈济棠也说了一件事儿。原来在去年底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，陈济棠派了代表去参加。会后蒋亲见了陈的代表，向陈许诺，只要陈济棠与新桂系脱离联盟关系，以后助蒋收复了桂省，到时可让陈济棠统守两广。
陈济棠说代表回来后向我转达，我思虑这是蒋的诡计，两广为唇亡齿寒的关系，所以我并未理睬蒋介石。
胡汉民夸赞陈济棠晓大义、明大理。
陈济棠并未回复蒋介石，并不是不理睬，而是模棱两可；也并未将这件事告诉李、白二人，并不是谦逊，而是心中对起兵还有顾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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