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海虹口日本特务机关总部梅机关所在的梅花堂，汪精卫派出了以周佛海为首席代表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高宗武等人相助的代表团，日本政府以影佐祯昭、犬养毅等人为代表，双方展开了建国谈判。
日方一上手就抛出了本国政府准备好的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，做为基准，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这份要纲是以阿部信行首相为主的日本政府定了主基调后，由专门研究对华问题的日本兴亚院起草的。
汪方代表在纷看了《要纲》后，不禁面面相觑；因为这个《要纲》里的条件太苛刻，离汪精卫给他们的基准条件相差太远。
周佛海不愧是首席代表。先没有对这个太过苛刻的要纲展开讨论，而是同样抛出了汪精卫的意见，汪方的基准是在《近卫声明》、《重光堂秘密协议》、东京会谈的基础上来做谈判。
再就是“汪蒋合流”之事。因为想促成合流。所以这事日本人是将同国民政府秘谈的事情告诉了汪方；汪方的条件是合流可以，要以汪精卫在政府中起主导地位。也正是因为要为自己争权夺利，并且汪精卫不想与关系要好的影佐展开可以想见的唇枪舌战，所以汪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谈判，而是在幕后。
合流的假设以汪为主导，日方都没意见；但日方抛出的《要纲》、汪方的基准。双方的分岐太大。影佐祯昭虽是日方首席谈判代表，其实他也是没有决定权的。他的使命就是将日方的《要纲》在谈判中使汪方接受并签字，一点儿小的让步都要请示日本政府。
影佐是从前到后协助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、另立新政府的人。他能到今天这个地位也是因此事而得的。从心里上他对汪精卫很同情，但他代表的是本国利益，所以这同情之心不能流露，坚持以《要纲》为基准进行谈判。
中间休息时，汪方几个代表相对无言；都知道今天这谈判没有什么进展的——这事情需请示汪精卫，面对相差如此大的条件，他们是没有权力答应其中任何一项的。
休息室里，陶希圣坐在那里默默饮茶。他是汪精卫“和平运动”的忠实追随者，看到日本政府从近卫声明到现在，条件越来越苛刻；到此时抛出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，满纸就写着两个字——卖国，离汪先生给他们描绘的曲线救国的蓝图相去太远，并且日方态度坚决、寸步不让，让陶希圣很是失望愤懑。
汪集团里他的追随者也分两种，一种是象陶希圣这样，忠实追随汪精卫的思想，也因相信他的品质，所以相信他的思想都是出于真挚；另一种是钦佩汪的人格。死心塌地做他的追随者，如陈公博——不管你汪精卫做得事情是对是错，我都是跟着你走的。这些人也都是高学历有思想的精英分子，对汪精卫离重庆叛离重庆政府，陈公博是不支持的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随汪离开了重庆，表明了他追随着谁。不过是他没有跟汪精卫一行去越南，也没有参加汪一伙回国后的一切行动，连极其重要的“六大”都没有参加。但是汪精卫极器重陈公博。在“六大”后的“六中一届全会”上，陈公博被他提名忝列中常委之首，成为除他之下的二号人物。这令随汪精卫东跑西征的这些人私下里都颇有怨言。
一会儿休息室里只剩下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了。陶希圣与高宗武主张相和，平常很能谈得来。陶希圣开口道：“老弟，你对今天的谈判怎么看？”
高宗武叹口气：“能怎么看，这离先生的‘和平运动’相去甚远，他们态度又坚决不肯让步，如何个谈法？”
这话正与陶希圣所想相同，他气愤地说：“忙碌这许多时间。费尽了心力，没想到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。我之前还愤愤于公博兄的不作为，现在看来他的选择倒是没错的，这个谈判如何谈之，我真想撂下挑子不参加这会谈了！”
其实陶希圣不过是嘴上说说，一般人真还做不到陈公博这一点——我愿为你汪精卫放弃国民政府的一切官位，但你的激进做法我不赞同，我宁可离开重庆闲居在香港，表明我追随于你却不帮你，不争你这里的名利。这一点谁能做到？
高宗武道：“真是这样！汇曾兄，只要你敢提出退出谈判，我就随你之后退出！”
虽然高宗武与他心意相通。但陶希圣这话只是气愤之下说说而已，他道：“唉，这只是我一时愤激之下所言，我想汪先生也断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，我们看他如何行事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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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的谈判没有一点儿进展。
当晚，周佛海携要纲回愚园路，呈送给汪精卫，并汇报了谈判的过程。
对这份《要纲》汪精卫自然不能接受，指示周佛海率众代表先与日方谈判，日方如果能做出让步，他们这边也可相应做出让步；如果日方态度依旧坚决，那他们这方也坚持定好的基准，寸步不让。
汪精卫是个很有情商的人，他与同住在愚园路这些亲信手下每天的早餐，都是他家里会餐的。
第二天早餐后。陈壁君独留下陶希圣，没有让他参加今天的谈判。她要陶希圣把《要纲》里面的条约一条条解释给她听；听完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又向陶希圣请教，并展开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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