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,刚刚从沙漠逃下一条命来的玄奘,已经五天水米没沾牙了。
他精疲力尽的来到高昌国,扣动了高昌大门的门环。
那天高昌王麴文泰并没有在城内居住,但听说玄奘已经到了田地城,立刻令陪同的大臣和玄奘一起连夜赶回高昌,深夜,高昌城门为玄奘隆隆打开……
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描述,麴文泰和他的高昌国为玄奘的到来激动不已,迎接场面非常的热烈。
而玄奘本来没有路经高昌的计划,但因为盛情难却,只好改变路线随高昌使团去见麴文泰。
因为对佛教心存向往,玄奘在高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,设坛讲经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节目。
麴文泰更是狂热的信仰者,他在大唐曾有过四年的游历,到过许多地方,亲眼见过大唐的繁华。
他十分推崇玄奘的佛学,说他从没有见过比玄奘学问更高的僧人,崇拜不已。
可能是他对玄奘太欣赏了,最终提出了一个让玄奘实在无法接受的要求:
【请大师留在高昌做我们的国师吧。高昌虽是小国,但僧侣总有几千人,这些人和高昌国都需要大师的指导啊。】
这种作为国师的荣耀,是所有出家人梦寐以求的,简直是无法拒绝的条件。
但玄奘是为了信仰冒死西行的,他不会接受这个诱惑,世间的荣华富贵对于他而言飘若浮云。
面对拒绝,麴文泰并不放弃,而是步步紧逼,最后甚至开始威胁玄奘。
【大师,如果高昌国不让大师西行,大师能成行吗,请大师三思……】
面对高昌王如此的行为,玄奘并没有妥协,以绝食抗争,换得继续前行的权利。
于是在三天之后,麴文泰妥协了,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:
麴文泰和玄奘结为兄弟,筹备物质支持玄奘西行,但玄奘学成归来后要在高昌停留三年,讲经说法,度化高昌人。
玄奘同意了。
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,麴文泰倾全国之力,为他做出各种准备。
而玄奘的取经生涯,从此也告别了曲折与黑暗,一条平坦大道铺向辉煌。
看到这些记录之后,陈智开始不自觉的思索起来,其实对于佛门,他是不愿想太多的。
佛门的神圣,总是让人望而却步,甚至不敢质疑。
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,陈智的脑海中不禁产生了一个疑念,这个疑念让他重新看待玄奘这个人。
不是以圣人的角度去看他,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。
从这些记录上来看,玄奘的立场其实是很奇怪的。
从正常人的感情上来说,麴文泰要挟他留在高昌,这件事情让他非常反感。
但麴文泰后来所做的事情,则应该能让他完全忘记这段不愉快的记忆。
玄奘在到达高昌之前,是靠施舍维持的生存的,他每到一处都非常艰难,用木钵向百姓乞讨残羹,风餐露宿。
但从到达高昌以后,他简直成了富翁,不仅不用为经费问题劳神,而且有时竟可以施舍他人。
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:“自高昌王所施金、银、绫、绢、衣服等,所至大塔、大伽蓝处,皆分留供养,申诚而去”。
可见,玄奘在印度从容专研佛法期间,不但不为经费问题困扰,而且有经济实力保持与佛学界的礼尚往来,这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那高昌王送给玄奘的礼物,具体都有什么呢?
《大唐西域记》清晰的记载了这份礼单,麴文泰为玄奘准备的物资如下:
【四个侍从沙弥;制法服三十具;又造面衣、手衣、靴、幭等各数事。
黄金一百两,银钱三万,绫及绢等五百匹,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。
给马三十匹,手力二十五人。】
这些人力物力,以当时高昌的国力来说,简直是惊人的。
陈智在网上翻阅了一些古代西域的资料,其中就包括了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时代的文书。
其中有一本《高昌内臧奏得称价钱帐》,是出自阿斯塔那墓的文书,内容是关于某年贸易税的报告书。
其中详列每件贸易的商品、数量及从中所得税钱数量,让人对那个年代的经济情况有了一些概念,同时可以计算这些物质,在当时的价值。
玄奘得到黄金百两,合银钱约625文,数量虽不多,但作为贵金属,玄奘所得黄金大大超过高昌国一年的黄金总交易量,这是一笔涉及国本的财富。
而那三万银钱更是个庞大数字,相当于高昌国240年的税收。
500匹的绢和绫,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评估价格推算,应是二万文。
此外,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,麴文泰给沿途二十四国国王都写了国书,每书附大绫一匹为礼物,希望各国国王善待玄奘。
大绫比绫贵重,二十四匹至少得有一万银钱。为了寻求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,又献“绫绡五百匹、果味两车”。
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,估计麴文泰是把整个国库都掏翻了给玄奘,没有一丝保留。
要知道,当时的正值战乱之际,金钱的意义就是生命。
西域各国分裂割据,战事频多,大漠荒原上贼盗横行,刚刚崛起的大唐和草原霸主突厥人,对这小小的高昌都有觊觎。
这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,难道真的会倾尽自己的国库,把钱拿去资助一个和尚取经,而不留下来保命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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